“鬼子来了”是姜文导演于2000年拍摄的一部幽默又讽刺的好片。我很久以前曾看过，当时就很喜欢。不过因为没有日文字幕，所以对于片中日语的部分的意思并不太清楚，而现在借助Youtube上slzNO1 的分享，重新看到了这部片的包含完整字幕的清晰版，让我一了遗憾。对于这部影片看后给人的感受，Youtube上的评论或许就很有代表性：
这么犀利的电影没人来评论。平日海峡两岸三地，youtube到处论战。现在怎么不论了？！
andrewdisplay 9 months ago 3
@andrewdisplay 因为姜文这一竿子打太宽了，论战的双方都不能幸免，而且论战本身就是本电影所批判的
dashisuiyuan 6 months ago
是的，今天的中国海峡两岸可以说一直处于政治气氛紧张的状态，在Youtube上动辄发生双方互相恶意攻击，这种糟糕的情况比比皆是，可是在姜文导演的这部电影的评论中却看不到这点。我想原因并非仅仅是本片非常成功的表达了人性好恶及战争的罪恶，让人看后产生悲悯感觉，更主要的是历史上有关“抗日战争”的解释，基本上海峡两岸都是统一的，尽管双方侧重点有些不同。
本片的成功基于塑造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非常明确的几类典型人物形象：日本军人，日本妓女，中国农民，中国城市贫民，国民党军人，非政府游击组织等等。每一类人的行为方式和它所处的身份都极其符合，所以这种真实性能够让人产生共鸣。当然也因此此片在中国大陆被禁于公演，原因之一就是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非政府游击组织的行为，和中国大陆政府所宣传的形象并不符合。
这些人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典型人物是中国农民马大三和日本军人花屋小三郎，特别是后者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
花屋小三郎的一开始是以俘虏的身份出现在银幕上的，作为日本军人，接受武士道思想的灌输，把战死沙场作为一项崇高的荣誉。这点在后来花屋小三郎被送回到日本原陆军军营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酒冢猪吉以小三郎战死消息回报给日本本土家乡得到了家乡人引以为豪的消息的片段中从侧面也反映了出来。但是很讽刺的是小三郎不仅没有战死，在被俘后也没有自杀，相反他被马大三和村民们改变了原来的自己，一度在电影的高潮到来之时，那因喝酒而涨红的欢乐面容，并高呼着“大哥大嫂过年好！ 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他，已完全看不出他是否是日本军人还是一名中国农民。
但是这部电影伟大之处就是它并非是童话，其反映的还是历史的真实性。花屋小三郎并没有真的变成中国农民，在电影高潮之时，他被队长酒冢猪吉不断以言语数落和不间断的日本海军军歌演奏的双重刺激下，重新唤醒了原来的日本军人的教育：
“大日本人和支那猪是属于不同层次的”
花屋小三郎在电影的两次转变反映出了当时日本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对立民族性格。马大三和村民们的自卑，软弱，善良，自私，翻译官董汉臣，这个名字即带有讽刺意味，他的油滑善变，它们是典型的中国人具有的性格。同时日本人的性格则相反，自信，坚强，自律，守信，残忍，具有很明显的强迫症。
花屋小三郎和同被俘的翻译官董汉臣在电影一开始被村民们在帷帐之间审讯的时候的表现即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得知自己要被杀之时，翻译官董汉臣的表现出恐惧，立刻出卖了日军的机密，包括人员和武器装备等; 而与此同时，小三郎则毫不俱死，不断高呼要求“动手吧！” “天皇万岁”等豪言壮语。画面上两人一起高喊着，却是截然不同的语言内容，对比之强烈让人直接感受到中日两种民族的差异性。
不过电影独具魅力的是小三郎的第一次转变，也就是董汉臣教小三郎学的一句中国话：”大哥大嫂过年好！ 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小三郎的本意是想用一句中国骂人最难听的话来以求速死。但是董汉臣却相反教了他一句中国以下敬上的恭敬话甚至奴颜卑膝的话，而这是日本军人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丢脸文化，因为日本军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支那人的命不值钱，支那人是猪“这样的等级概念。即便日本社会中也不会有这样抛弃自尊的恭敬话，更别说是对着”支那人“说。但是被马大三和村民们俘虏的过程中的优待和董汉臣本身的奴性的影响，小三郎褪去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外壳。透露出了最初的本源：原来他也是农民，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没有出过武士。
在日本唐化期间，也就是自唐代由遣唐使学习中国唐代的先进文化传回到日本本土。唐代的社会制度对于日本产生很大影响。可是日本却没有学习中国帝制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举措——科举制度。没有科举制度的日本，其社会阶层的划分是永久性的。日本农民永远都是农民，不可能通过考试做官来改变身份。所以小三郎家是农民也就不可能和武士有关。
但是二战期间他被选入军队当中，学习接受武士道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思想，他被训练成了一名”武士“。他自己也以武士的身份看待自己。只不过内心的最深处隐藏的还是他原来的农民的本性。所谓日本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之间最基本特性还是相同的，他们都具有软弱的性格——这也是小三郎原来有的性格。
马大三和村民还有董汉臣，他们能够影响和改变的是落入他们手中的单一的日本军人小三郎，而他们不可能改变队长酒冢猪吉。所以当酒冢猪吉答应马大三他们和小三郎签订的”放生“契约之时，事实上电影进入了第二阶段，中日之间的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在这个阶段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酒冢猪吉是典型的日本军人，他不可能视中国人为同等地位的人，小三郎的被俘和签约是大日本的耻辱。但是他又不能抛弃日本人道德观而不讲信用。所以在得到契约之前，他对小三郎的态度完全是日本军人的一面，而得知契约的存在之后却立刻改变了面貌，似乎与小三郎一样同化为善良的中国农民了。
这样巨大的变化在现实中会出现吗？应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七岁看到死“，这些性格的差距是无法瞬间改变的。而电影而正是用高潮时血腥的屠杀村民的画面来说明这点。
酒冢猪吉并没有要像小三郎一样改变自己，相反他想要改变已经被中国人改变了的花屋小三郎。在大家聚会饮酒高歌之时，他却拿出步枪向众人询问：“谁能够打死小三郎这个日军的败类？” 而小三郎正在和村民们打成一片，他如果是日军的败类，那么很显然，酒冢猪吉从来都不认为日军和中国的农民们是同类人。在酒冢猪吉不断用语言唤起小三郎遗忘的军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整部电影不断出现的日本海军军歌在此时起到重要作用。这军歌不似村民们所唱的风花雪月的小调，它节奏稳定，韵律严肃，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侧面象征。在这种感召之下，小三郎双眼再次露出凶光，恢复了影片开始时的残忍性格。
这段聚会时的大屠杀是影片的高潮，不过电影并非立刻结束，它还有一个后续。这个后续就是农民马大三的转变。大屠杀改变的不仅仅是小三郎，还改变了马大三。马大三由一个不敢杀人的善良中国农民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无所畏惧的杀手也由于大屠杀的血的教训。
影片的最后，马大三因独闯日孚营杀人被抓判死刑。临刑前他只是向天吼了几声，执行行刑的正是花屋小三郎。行刑时小三郎弹去马大三脖子上的蚂蚁这个细节被人认为是日本人认为蚂蚁的生命价值高于中国人的体现，但是我认为这是和行刑时几个细节相互联系有关：
- 一开始行刑时国民党高姓军官要求的是酒冢猪吉用枪来枪决，而酒冢猪吉拒绝说“日军已经投降，不可以再动武器”。这样的答复是基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严谨态度，酒冢猪吉不像中国的高姓军官那样随便改变国际公约。之所以用日本刀，是因为刀被认为是日本武士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破例使用。
- 行刑后，马大三的头颅滚落在地上，短暂的几秒钟他还看见小三郎把刀严肃的插回酒冢猪吉奉的刀鞘内。这个细节为什么要表现出来？因为画面上小三郎并无表情，他和酒冢猪吉还有日军的翻译官都是非常严肃的在执行命令。这说明他们并非是公报私仇，完全是出于对于上级命令的服从。这也是日本军人的一种积极一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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