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故事]《玄奘负笈图》人物身份考

本文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佛教故事，而是与佛教相关的人物图像考证。作者是杜南发。因为原文语病问题较严重，我这里给原文作了一定修改并查找配了些资料以丰富文章的内容。有关西游记考证学术论文很多，但是多数冗长拗口资料繁多却最后并没有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实属泛泛之谈之作，但是本文却以通俗易懂文笔，清晰的逻辑主线，有力的证明了主题。文章中的分析和总结不仅可以针对唐宋时期玄奘造像，同时我认为还可以用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上“猴行者”浮雕的外形特征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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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3)  原作者杜南发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应是作者杜南发照片

 前言：

《玄奘负笈图》（又称《玄奘取经图》），是很著名的玄奘画像，几乎各种有关玄奘的书籍，都会看见这一幅画像。这幅画，虽然到处可见，但有关它的研究文章却难得一见。

最近，因为中国著名学者钱文忠教授应邀来新，举行《玄奘与鉴真》文化讲座，报章刊登多次刊登此画，引起杜南发（新闻工作者）对这幅画的兴趣。

作者杜南发是新加坡资深报业媒体人士，曾先后担任《南洋商报》记者和副刊编辑，《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正文：

《玄奘负笈图》（又称《玄奘取经图》），是很著名的玄奘画像，几乎各种有关玄奘的书籍上都会看见这一幅画像。画中的玄奘大师，赤足芒履，身负满载佛经的行笈，前悬灯盏。生动表现了玄奘日夜兼程、坚定取经的形象，使人们对这位跋涉数万里、历尽艰辛的取经僧产生由衷的钦佩。

这应该就是文章中提到西安护国护国兴教寺的石碑

在中国，这画像是在一块石碑上的线刻画。石碑就在西安城南的护国兴教寺。几年前，我曾在寺内玄奘舍利塔后面正中间的“大遍觉堂”里看过这块石碑。碑上刻着“玄奘负笈图”五字篆书，题字说明这是1933年一位欧阳渐居士所绘，并请人所刻。

但是这块石碑其实只是摹刻。真正的原画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玄奘负笈图》原画，工笔重彩，色泽典雅。据记载是宋代无名画家所绘，由当年到中国的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国流传迄今。

东京国立收藏馆的玄奘三藏像（Genjoh）

这幅画虽然到处可见，但有关它的研究论文却难得一见。最近因为学者钱文忠教授应邀来举行“玄奘与鉴真”文化讲座，报章多次刊登此画，引起我对这幅画的兴趣。仔细看了原画，却赫然发现这幅著名的《玄奘负笈图》画中人物很可能不是玄奘。


从绘画风格看《玄奘负笈图》确是一幅古画，年代至少应在明朝或之前。但其画法和内容，在传世中国历代人物画中却属独特。或许因为这是属于一幅宗教人物画而非普通世俗人物画之故（我也怀疑它有可能是日本镰仓时代宮廷绘所绘師的作品）。

画中的玄奘，一身行脚僧装扮。画中最引人瞩目的玄奘身背的那件行笈，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可找到一位同样背行笈的僧人在大街上行走，证明这确是典型宋代行脚僧人的外型。

除此之外，玄奘右手拿着拂尘。沈从文在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经研究过这幅图中这一现象。他说这在古代又称“蝇拂”，其作用是可以拂去灰尘，又可以拂赶飞虫蚊蝇。并得出唐代和尚必手持蝇拂的结论。唐代的蝇拂有马尾、牦牛尾、棕丝几种，一般大德高僧手中拿的应当是棕拂。画中玄奘的左手，许多描述这幅画的文字都说是“手持一卷经书”。乍看似乎如此，但如仔细看在他宽大的僧袖后，却露出一截长棍，可知这其实是一把手杖。在明朝画家戴进的《溪边隐士》图中，就有这种手杖的样式。

从玄奘身上僧袍的衣袖口可见僧袍内所穿的是绛赤色僧衣。外面的僧袍袖口滚花边，缀花衣袍，和今天一般所见的中国僧侣服装有异。这是由于元明以后佛教衣装规定与唐宋时期产生区别。

画面上有两个地方，就比较奇怪：

1. 画上玄奘的眉毛，是弯曲垂尾的长眉。这样特别的长眉在中国人物画像中相当少见。我只有在台北故宫藏的《萧翼赚兰亭》（传唐阎立本绘，但应为宋、明仿摹之作）画中的辩才和尚上看到过类似弯曲长眉，但那是表示老年的“寿眉”，和本画所绘的中年玄奘年龄不符。


2. 念珠，几乎所有描述这幅画的文字，都把玄奘胸前所悬挂的大串圆形饰物，称为“胸挂念珠”，但是，如果详细端详，可以发现它们是特别缠结保护网索的白色大椭圆球状物体，中间穿洞连接成串，数目只有九颗。如此形制实在很难把它说是“念珠”。

万里跋涉的玄奘，为何要戴这么累赘的一串“九颗大珠”呢？究竟此为何物我原无答案。同事张从兴说可能是“海螺佛珠”。

佛经记载,释迦牟尼说法时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有“法螺”之称。海螺佛珠是佛教非常重视的佛珠材质，其中尤以白色化石琢磨而成的海螺佛珠最尊贵，称为“砗磲”，适于修习息法。据说使用海螺佛珠，有助于消除恶业、并有治疗疾病、破除违缘等作用。而在佛教各宗派中，密宗最重视白海螺佛珠，视为圣品之一。那么这位画中的玄奘，是否和密宗有关？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是画面上的玄奘还戴着个大耳环。根据学者研究，耳环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晚。中国古代妇女耳饰，有“瑱、珥、珰”等名称，都是指“充耳”的珠玉。但是都不穿耳，因为那不符合儒家礼仪。在唐代文献中，也不见有关唐人戴耳环的记载。只有约到了晚唐五代才有类似“耳坠金镮”的词语出现。“耳环”一词，也是直五代时期，在书上才首次出现文字记载。

传世的唐画和唐代墓室壁画上，也几乎找不到有戴大耳环的人物形象。在考古发掘的唐墓中，也很少有耳环、耳坠出土，特别是大耳环更是完全没有发现过。因此无论是文献、绘画、文物等各方面都可以证明唐代中原汉人不戴耳环或耳坠。

在唐代的文献或绘画中，却有一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戴耳环或耳坠，并且明确记载着是“穿耳”而戴的。由此可知唐代穿耳戴耳环的是外国人。这种习俗没有影响到一般中原人。唐人一直将此视为外国习俗，把戴耳环者视为少数民族或外国人的显著特征。敦煌文书有题名为《玄宗题梵书》的诗作，诗中将中外僧人对比，有“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的句子，便是一例。

在唐代还有一类穿耳戴耳环的人物形象，就是在寺院壁画或塑像中的菩萨、天王、力士像。这些佛教造像本尊也全都是外国人。

即使在后来的宋元明时期，中国的神像也还是很少“穿耳戴大耳环”。只有胡人形象的十八罗汉，几乎个个都是“耳坠金镮”（早期的罗汉也不戴耳环，最早戴耳环的罗汉像是在北宋才出现）。

或许会有人会以为这是玄奘为了行走西域的方便而入乡随俗的做法，或是他在印度受了这种影响所以就这样晃着大耳环回国。但是玄奘的西行，始终都明确地保留着“唐僧”的身份，毫不含糊。要他改变唐人的文化习俗，穿耳戴大耳环，是有违常理的。

因此，《玄奘负笈图》中的玄奘竟然是个“穿耳戴大耳环”的僧人，确是十分奇怪和突兀的现象。这幅画上的僧人，或许就不是玄奘了。

如果这幅画上的“胡僧”不是玄奘，那么他又是谁呢？
我觉得画中这位僧人外型上的其他特征，可能会是解开这个身份之谜的“密码”。在造型上除了长眉，戴大耳环之外，他还有三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背负经笈，手持拂尘，行脚装扮”。

这几个特色，通过与敦煌出土的多幅“行脚僧图”相比较客发现同属于一个系统。

今天的大英博物馆里就有一件百年前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的一幅唐代《行脚僧图》。紙本設色，画中的僧人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色（背笈、持拂、行脚装）。虽然他手持的是更早的“麈尾扇”，衣服也有杂点（接近早期印度佛教规定的“点净”衣），但这位长眉僧人长得高鼻深目，明显就是 个“胡僧”。和《玄奘负笈图》不同的是，这位胡僧的身边多了一只老虎，前上方还有一尊小佛像。

敦煌出土的“虎伴背笈行脚僧”，藏于大英博物馆

这种背笈、持拂、行脚装、身边有老虎、上空有佛像内容的图象，被称为“虎伴背笈行脚僧”图式。在敦煌还不止出现一幅，法国巴黎吉美东洋美术馆里就有两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的敦煌绢画。同样的内容，只是老虎画得更大。画中僧人也很明显是“胡僧”，同时还有云雾，显示这僧人和虎具有神通。后来，中国学者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也发现留存有一幅同样内容的《虎伴背笈行脚僧图》，只是壁画上的僧人多戴了一顶“胡帽”。

更有趣的是在中国河南开封有一座宋代兴建的繁塔。上面有一块明代的砖雕，被中国许多报刊称为“玄奘取经浮雕”，但仔细看原来也一样是“持尘尾扇，背笈的行脚僧，脚边有老虎，上端有小佛像”的典型图式。

网上可查的部分这类 “虎伴背笈行脚僧图”：

上图为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行脚僧，足下为彩云，左上“南无宝胜如来佛”。该图见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图版卷第147页第1图	上图为日本天理大学收藏的行脚僧图，右下为“宝胜如来佛”	上图来历不明

日本收藏的敦煌莫高窟画中的虎伴背笈行脚僧，右上“宝胜如来”	上图来历不明，但形制相同

这种“虎伴背笈行脚僧”的图式的一再出现，也曾引起学者的注意。如法国敦煌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还有日本学者松本榮一，秋山光和等。他们发现在法国收藏的那两件絹畫上，長方形题笺中有写着“宝胜如来”的字眼，显示这是画上那尊小佛像的名称。

玄奘的西行求法是不会有虎相伴的。这类画像大量出现，显然画中人物是一位当时唐代很受人崇信的“神僧”。那么这位有老虎相伴、又有宝胜如来护佑的“行脚神僧”会是谁呢？

根据“背负行笈、手持拂尘、老虎相伴、如来护佑”这四大特点，在佛教众多的神佛中能够符合这四大特点的只有一位人物，他就是——达摩多罗尊者（梵文为Dharmatrāta）。

这位达摩多罗尊者，在藏传佛教的造像中和唐卡中经常有他的画像。例如在北京故宫收藏的清朝宫廷画中有一幅乾隆59年由皇帝亲自命中正殿畫佛喇嘛绘制的唐卡，主题就是達摩多羅尊者，还特别写下该尊者的满文和蒙语的名称。在这幅藏传佛教风格的画面上，这位尊者就具有“背负行笈、手持拂尘、老虎相伴、如来护佑”四大特点。

另一件由乾隆帝钦命主持翻译《大藏经》的章嘉国师认证过的唐卡，画面上的达摩多罗，虽然坐踞胡床，前后还有多尊佛像和天王，气势不凡，但还是具有同样的四大特点。

唐卡图例：

图中左上方祥雪之上是药师佛，画面左上角为无量寿佛，画面下方为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八月二十日，乾隆帝钦命阿旺班珠尔胡土克图认看了这幅唐卡。

上图来历不明	上图来历不明

关于这位尊者的身份来历，在中原和西藏有各种不同说法：

• 瑜伽派大师
  
  在佛教文献中，达摩波罗，是六世纪印度达罗毗萘国建志补罗城人，为该国大臣之子，自幼出家，为古印度十大论师之一。
  
  在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卷五曾记载，他曾应国王挑战和外道举行过一场重要辩论，扩大了佛教的影响。而玄奘所学的专长就是瑜伽唯识学说。
  
  达摩波罗著成《唯识论》，是大乘佛教瑜伽行宗的巨匠，也曾主持过印度那烂陀寺。他这一学派的弟子戒贤后成为玄奘的老师。为了表现达摩波罗尊者的博学弘远，所以他的画像就是“背负经笈”造型。
  
  
• 十八罗汉之一
  
  在藏传佛教密宗中，达摩多罗是十八罗汉中的第十八位。据说他是甘肃贺兰山人法增居士，因事奉十六罗汉而得到感应。每日都见有无量光佛出现于云中，后来成为罗汉。藏密的罗汉，是在晚唐时期传入。最初也是只有十六位，在元末明初（14世纪）受中原影响，藏密罗汉图像才添加达摩多罗（法增居士）和布袋和尚两位，成为十八罗汉。
  
  
• 古印度高僧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达摩多罗是是编纂《优陀那品》的古印度高僧法救(dhaumatrAta)。
  
  《优陀那品》，又称《法集要颂经》、《法句经》等，属于有部经典。曾和玄奘在大慈恩寺译场担任证义的僧人神泰在《俱舍论疏论本》中记载：“大德达摩多罗，此称法救，为敬其德，不称其名”。

除了神泰的说法，此说并没有其他明确证据。上述几种不同说法中，似第一种说法较实在。

早在东晋时期，著名的北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也称觉贤，今尼泊尔人，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也曾译过一部《达摩多罗禅经》。这部经是禅法修行的体验，当时被认为是修禅正宗。但这位禅师达摩多罗和瑜伽行派的达摩多罗应为不同的两人。

随着宋元时期佛教密宗在汉地发展渐弱，达摩多罗尊者的名字似乎也随之销声匿迹。前述河南开封繁塔上的明代砖雕上的形象，或许是残留的这种密宗文化的痕迹。

综合上述，藏于日本的所谓《玄奘负笈图》，显然是与敦煌发现的“虎伴背笈行脚僧”图同类作品。画面上的僧人既是“胡僧”，就不会是玄奘，而是达摩波罗尊者，也就是玄奘的“祖师”。应该正名为《达摩波罗尊者行教图》。

亚洲各地的“玄奘三藏像”的例子，某些坐姿像比较符合历史真实：

上图为印度那烂陀寺遗址旁建立的玄奘纪念堂前立像	上图为玄奘纪念堂里的坐像，此为汉服像，与立像不同
上图为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0）“玄奘三蔵像”	上图为玄奘负笈浮雕，不明
日本埼玉県華林山慈恩寺的玄奘三蔵霊骨塔前立像	台湾日月潭湖畔有关的玄奘三蔵像
西安的大慈恩寺手绘“玄奘三藏像”	日本神奈川県川崎市的蓮花寺的玄奘像
日本药师寺的玄奘三蔵院的玄奘塔内坐像	正面像
玄奘三蔵像行脚僧図粉本 日本明治時代(1868–1912)	日本埼玉県飯能市的鳥居観音旁的玄奘像

还有两点，可附带一提：

1. 画上高僧戴有密宗的海螺佛珠，而且宝胜如来又是密宗的南方佛。可见是唐密东渡日本之后保留下痕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文字记录，说该馆所藏的《玄奘三藏像》，是在鎌倉时期“制作”，又称其作者是当时宮廷绘所绘師高阶隆兼。这幅画亦颇有日本佛像画的风格，故它可能并不是源于中国。但因资料有限，尚待查证。 　
2.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在河西走廊的敦煌榆林窟发现六件有关《玄奘取经》主题的壁画。在这些南宋至元代所作壁画中，玄奘均是作汉僧服饰装扮。学者认为这些证据显示早在明代西游记小说出现前数百年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这些地方流传。这些壁画上才是真正的《玄奘取经图》。